一场人才争夺战，正在全球悄然兴起。最新加入这场争夺战的是日本。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发布公告，从4月21日起，面向外国人新增设的“特别高度人才制度”正式开始实施。据日媒报道，这项制度最吸引人的便是，只要满足特定条件，只需1年就可以获得日本的永住资格。

日本总务省4月12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2年10月1日，不计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日本人口总数为1.22亿，较上年减少75万，创1950年以来最大跌幅。从年龄段看，15岁至64岁劳动力人口为7420.8万，占比59.4%，与上年创下的历史最低水平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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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国会议员小池政就告诉第一财经，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在日本的各种产业中都很严重；在全球范围内高级人才的竞争中，日本也落后于其他国家。

在经合组织（OECD）2023年的“人才引进指数”中，日本排在第22位；在瑞士商学院IMD的“世界人才排行榜2022”中，日本仅排在第41位，低于欧美，也低于韩国和中国。

2022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600亿美元，创有可比数据的197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人口加速萎缩与“人才逆差”相伴而来。

“疫情虽然限制了人的移动，但即便没疫情，那些因税金、社会保障等牵绊的高收入者以及希望能获得更高工资的高级人才向海外流出的情况也会增加。”小池说道，“现在在日本，优秀的IT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甚至寿司手艺人等都存在被海外提出更好待遇的国家给挖走的情况。”

小池认为，正是日本国内人手不足的窘境、国际间的人才竞争加剧、海外人才流失等内外危机裹挟下，促成了日本政府最终决定加入全球“抢人”大战。

日本人才新政与国际对标

此前，要取得日本“高度人才签证”的条件颇为复杂。比如，该制度对申请者的学历、工作经历、年收入等项目进行打分，超过一定分数将给予在留5年的“高度专门职1号”资格，经过3年后可转为无限期居留的高度人才2号签证（不同于永住签证）。

此次，为了加快吸引人才，日本政府放出了两个大招：第一招，针对外籍的企业经营者以及外籍的技术或研究人才，推出“特别高度专门职”的签证，使得合乎条件的申请者，可以绕过原先繁复的积分制度，赴日1年就可以直接拿到日本的永住；第二招则是以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的年轻人为目标，向他们发放可逗留2年以方便求职的签证。

具体而言，对于外籍的企业经营者而言，要申请“特别高度专门职”签证，需要有5年以上的经营管理经历，年收入达到4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月薪17万元）以上；就外籍的技术或研究人才来说，在被日本企业聘用前，需要10年以上从业经历，或拥有硕士学位，聘用后的年收入达到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2万元）以上。

一位中介告诉第一财经，就申请“特别高度专门职”的人才而言，“其实就是简化了积分表里的各项软性要求，直接用‘工资’定胜负。但是，年收入2000万~4000万日元的门槛不低。日本企业讲究年功序列，一般企业的一把手年收入也在2000万日元上下。”

至于对留学生的新政，日本政府新规显示，对于从世界三大权威大学排名前100的大学毕业的学生，且毕业时间在5年以内，会发放“特定活动签证”，允许其在日本停留最多2年时间来找工作，以吸引其最终留在日本。

上述中介认为，这一调整措施是在与国际接轨。在欧洲，至少有10个国家此前就推出针对毕业生留学的工作签证。比如，英国就有为期2年的PSW签证，留学生在毕业后2年内可以留在英国找工作或者开展商业活动。荷兰，也有“一年内找工作计划”，旨在为荷兰毕业的非欧盟毕业生提供一年的居住许可，持有者不需要另外申请工作许可便可以随意工作。

放眼全球，疫情之后，随着国际间的流动逐步恢复，各国对人才求贤若渴，把人才视为经济复苏的推动力。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之一，新加坡在去年4月翻倍上调了家族办公室项目的投资门槛至1000万新币。去年8月底，新加坡人力部又宣布推出“顶级专才准证”，并于今年开始接受申请。同样倚重移民的加拿大也公布了《2023-2025年移民水平计划》。计划显示，未来三年加拿大的移民目标配额创历史新高，合计高达145万个，重点引进经济类移民。

在英国，虽然投资移民已成过去式，但在2022年5月下旬，英国宣布推出高潜力人才签证计划（HPI），为符合要求的全球前50大高校毕业生提供为期2~3年的工作签证，同时可以携带配偶和18岁以下未婚子女赴英国居住、生活。另据美国移民局预估，2023财年美国职业移民绿卡将承接上一财年剩余的6万配额，总移民配额达20万。

日本劳动力短缺改善如何？

多年来，在高龄少子化的背景下，如何缓解劳动力的缺口，已成为日本历届政府的难题。2018年，日本国会参众议院正式通过关于放宽外籍劳工劳动签证的《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等修正案，被视为为缓解劳动力短缺迈出的重要一步。次年4月1日起该法案正式执行。当时，日本政府计划5年内在14个行业引进34.51万名外籍劳工，以解决用工荒的问题。

4年多来，尽管其间有疫情影响，日本厚生劳动省此前公布的截至2022年10月末的数据显示，在日本工作的外国劳动者人口数约为182.27万人，比前年增加了9.5万人。

小池告诉第一财经，虽然适龄劳动人口有所减少，在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率有所上升后，劳动力紧缺情况略有改善，但原本就业率高的男性劳动力人口在继续减少。“在以男性全职工作为主的职业中，由于女性和老年人无法弥补，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例如，在建筑业、医疗福利等领域，人手不足已成为严重问题。”他说道，“另外，随着疫情限制的解除，日本国内的经济活动和人员流动逐渐恢复正常，在旅游、饮食、物流、批发、零售、教育等方面也存在人手不足的问题。”

小池认为，目前除了努力提高日本国内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率之外，还需要通过改善工作方式和IT技术运用来提高生产率、委托海外企业和人才，以及接纳更多的外国人才等多方面来应对。

“特别是关于从外国引进人才，日本国内的讨论有很多。”他说道，“但是，对于外国人而言，日本社会有天然的语言屏障。在职场环境中，年功序列、工资标准等日本独特的人事、工资制度又与全球标准存在差异。”

因此，小池认为，在广纳海外人才之余，还需推广用英语工作的职场环境，导入与工作内容相称的工资，对即使年轻也优秀的人才设定高报酬等，比如明确晋升和加薪的标准以提高待遇的透明性，推动劳动者的成长欲望，促进人才的稳定。此外，还必须纠正低效的长时间劳动。

“更重要的是，对外国人才家庭的配套支援也要跟上，比如外籍儿童的语言教学、配偶融入日本社会等问题。”小池说道。日本文部科学省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22年5月1日，日本依旧有8183名适龄外国学生因为语言、生活习惯等问题并没有在日本的小学和中学就读。小池认为，在新政颁布后，日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应该配合协同，打造适宜留住人才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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